在当前全球经济格局深刻变革、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的背景下，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擘画了新蓝图。如何理解高水平质量的发展背后的核心逻辑？怎样构建以实体经济为根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又如何通过内需拉动与有效投资激发经济新活力？围绕上述关键问题，《理论研究》周刊专访了中山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赵昌文教授，深入解读全会的战略部署与实践路径。
《金融时报》记者：您认为本次全会围绕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的整体部署，其核心逻辑是什么？与以往发展规划相比，本次部署在应对当前发展形势、锚定长远目标上有哪些突出特点？
赵昌文：这样的一个问题很重要，它触及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命题。纵观过去的十四个“五年规划”，其不变的精神内核始终是党的全面领导、人民至上的价值立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这种“中国式长期主义”使得我们也可以坚守“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通过“一届接着一届干”的接力精神，将中长期远大目标分解为连续的阶段性任务，最终实现从“跬步”到“千里”、从“小流”到“江海”的飞跃。
要理解这次全会围绕经济社会高水平质量的发展整体部署的核心逻辑，需要从根本上把握好“一个主题”和“一个根本目的”。习在《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中指出，科学制定和接续实施五年规划，是我们党治国理政一条重要经验，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个重要政治优势。新中国成立不久，我们党就提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十四个五年规划，一以贯之的主题是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白准确地提出，高水平质量的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第一个任务，实现高水平质量的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要坚持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关于“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指导思想明白准确地提出，以推动高水平发展为主题，以满足人民日渐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由此可见，本次全会关于经济社会高水平质量的发展整体部署的核心逻辑就是，坚持高水平质量的发展，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以推动高水平发展为主题，是因为经济发展过程本质上是质与量的辩证统一。“量”通常表现为规模、程度和速度，量变是这样一些方面呈现出连续的、逐渐的变化。“质”一般指结构、效率和效益，质变是这样一些方面发生的根本性变化、突破性飞跃。“十五五”时期，必须将“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统一于高水平发展的全过程，统筹好提升质量和做大总量的关系，促进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和动力变革，夯实中国现代化的物质基础。
以满足人民日渐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是因为治国之道，富民为始。习指出：“《建议》稿在指导思想中突出强调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这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也是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显著标志。中国团结带领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根本目的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好日子。谋划“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要不忘初心，把造福人民作为根本价值取向，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动共同富裕。
与之前的五年规划相比，“十五五”规划《建议》是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制定的，其战略思路和任务部署既有鲜明的继承性，也展现出应对新形势、新挑战的深刻调整。
一是战略定位上，从“开局”到“深化”。《建议》明白准确地提出大国关系牵动国际形势，国际形势演变深刻影响国内发展，我们国家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立足于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基本定位，必须以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为着眼点，进行系统谋划，以有力有序有效应对世界百年变局的新形势和发展中明显问题为着力点，补短板、强弱项。
二是发展逻辑上，从供给侧主要发力到供给与需求“双向互动”。《建议》明白准确地提出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将大力提振消费摆在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第一条。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更强调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促进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
三是创新驱动上，从“技术攻关”到“全链条突破”。《建议》明白准确地提出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统筹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全面增强自主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强调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学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层次地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学技术人才发展和深入推动数字中国建设。旨在打通从基础研究、技术攻关到成果产业化、市场应用的完整链条，解决科技与产业“两张皮”的问题。
四是开放层级上，从“流动型开放”到“制度型开放”。《建议》明白准确地提出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从过去的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开放深化。强调积极扩大自主开放，推动贸易创新发展，拓展双向投资合作空间，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其目的是通过与国际规则接轨，降低国际合作的不确定性，拓展国际循环，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同时从更高水平上参与全球竞争与合作。
五是从维护安全上，更强调统筹“发展与安全”。《建议》明白准确地提出在发展中固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强化底线思维，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增强经济和社会韧性，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要逐步增强发展的韧性和抗冲击能力，确保在极端情况下国民经济能够基本正常运行。
《金融时报》记者：全会强调“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提出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您看来，推动传统产业优化提升、新兴起的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布局的关键路径是什么？金融机构应如何优化信贷结构、创新金融理财产品，更好地支持先进制造业、传统产业升级及新兴起的产业培育？对“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可提供哪些针对性金融保障？
赵昌文：这几个问题环环相扣，切中了当前我国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与深化金融改革的核心。传统产业、新兴起的产业和未来产业高质量发展是一个连续而不是离散的过程，是一个循序渐进、相互促进的有机整体，其关键路径，既有一致性，也有各自强调的重点。具体来看：
传统产业优化提升的关键路径是，促进智能化、绿色化和融合化发展。传统产业是国民经济的“基本盘”，其升级路径并非简单规模扩张而是价值重塑。一是智能化改造与数字化转型（智改数转）。这不是简单地用机器换人，而是通过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实现生产的柔性化、精准化和高效化。二是绿色低碳转型。在“双碳”目标下，传统产业必须走绿色化道路，包括降低能源消耗、开发绿色产品、构建循环经济产业链，将环保成本转化为新的竞争优势。三是品牌化与服务化延伸。推动传统制造业从“卖产品”向“卖品牌”“卖服务”甚至“卖解决方案”转型，提升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
新兴起的产业培育壮大的关键路径是构建“集群生态”和“创新体系”。新兴产业是经济稳步的增长的“新引擎”，其发展壮大的重点是构建富有活力的产业生态体系。一是集群化发展。要围绕产业链核心环节，在优势区域集聚人才、资金、技术等要素，在新能源、新材料、航空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性产业领域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新兴起的产业集群。二是融通创新。鼓励有突出贡献的公司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与高校、科研院所和上下游企业协同攻关，一体推进创新设施建设、技术探讨研究开发、产品迭代升级。三是场景驱动。通过政府开放应用场景、实施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补偿机制等方式，实施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示范行动，加快新兴起的产业规模化发展。
未来产业布局的关键路径是强化更具前瞻性的“前沿探索”和“人才储备”。未来产业代表着科技发展的方向，要有耐心。一是基础研究先行。加大对AI、量子信息、生命科学等前沿领域基础研究的稳定投入，为产业“无人区”探索提供源头活水。二是非对称赶超战略。在我国有优势或能与发达国家并跑的新兴领域如元宇宙、6G通信技术、脑机接口等领域，集中力量攻关，力争率先形成突破。三是制度环境营造。建立包容审慎的监管框架，鼓励大胆探索和试错。同时，在全世界内吸引和集聚顶尖科技人才。
关于金融机构如何优化服务以支持产业升级，需要从“信贷结构”和“产品创新”两个维度进行深刻变革，从“锦上添花”转向“雪中送炭”和“雨中送伞”。一是优化信贷结构，实施“有保有控有拓”的差异化策略。所谓“保”，就是将信贷资源优先投向符合国家战略的先进制造业、专精特新企业、绿色低碳项目和实施“智改数转”的企业。所谓“控”，就是严格限制对高耗能、高排放、产能过剩行业的贷款，推动其转变发展方式与经济转型或有序退出。所谓“拓”，就是提高对中小微科技公司的信贷、首贷户比例，破解其因缺乏抵押物而面临的“融资约束”。二是创新金融理财产品与服务，构建全生命周期的金融支持体系。做好“科技金融”这篇大文章，关键是针对不一样阶段企业的风险收益结构，提供与其相适配的金融支持。对于初创期的企业，要全力发展创业投资、私募股权投资，探索“投贷联动”“投贷保联动”等模式，以“股权+债权”方式支持高风险、高成长性的科技公司。对于成长期的企业，推广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股权质押融资、应收账款融资；开发专精特新专项贷款，给予优惠利率和审批绿色通道；推广运用“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新材料首批次应用保险”等。对于成熟期的企业，提供“技改专项贷款”；创新“碳减排挂钩贷款”“节能减排收益权”等产品；鼓励发行专项债券，支持企业通过长期资金市场进行并购重组和扩大再生产。
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是长期以来的战略目标，“十五五”期间也要坚持。关键是防止经济“脱实向虚”，金融保障需要做到“稳存量、拓增量、防风险”。比如，鼓励银行发放更长期限的制造业贷款，与企业投资和回报的长周期相适应，避免期限错配的流动性风险。全力发展供应链金融，以产业链核心制造企业为信用枢纽，为上下游大量中小配套公司可以提供融资。支持合乎条件的先进制造企业在科创板等上市融资，拓宽直接融资渠道。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针对制造业企业技术升级、产品创新的专属保险产品。总之，这是一个系统工程，要求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形成“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的高水平质量的发展格局。
《金融时报》记者：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全会提出“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结合实际，您认为提振居民消费、扩大有效投资的重点领域有哪些？金融应如何精准对接“提振消费”与“扩大有效投资”需求？
赵昌文：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深刻揭示了供给与需求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当前，我国消费和投资的重点已从“有无”转向“好坏”，从“规模”转向“质量”。提振居民消费与扩大有效投资，核心在于抓住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逐步扩大优质消费品和服务供给，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提振居民消费的重点领域主要有：一是绿色健康与品质生活类消费。其逻辑是健康意识、环保理念和追求生活质量的提升，从“生存型”消费向“发展型、享受型”消费的升级。二是文化娱乐与数字精神类消费。其逻辑是物质需求基本满足后，精神需求成为增长最快的消费市场，而数字技术极大拓展了消费边界和便利性。三是“一老一小”与家庭服务类消费。其逻辑是人口结构变化催生了庞大的“银发经济”和“育婴经济”，解决家庭“后顾之忧”的服务需求潜力巨大。
扩大有效投资的重点领域主要有：一是产业升级与科学技术创新领域。这是培育新质生产力，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的核心。二是绿色转型与能源安全领域。这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必然要求，同时也孕育着巨大新兴起的产业机会。三是民生保障与城市更新领域。这是补齐发展短板、改善民生福祉的需要，并能带动相关产业发展。
在对接“提振消费”与“扩大有效投资”需求中，金融体系应扮演好“催化剂”的角色。关于“提振消费”需求，主要是创新消费信贷产品。比如，发展场景化、定制化的消费金融，如针对新能源汽车、绿色家电、装修旅游等大宗消费的专属低息贷款；规范发展“先享后付”等新型消费金融模式；为电子商务平台、内容创作者等新消费业态提供灵活的供应链金融和流动资金贷款。关于“扩大有效投资”需求，主要是全力发展项目融资与中长期信贷。比如，针对重大基础设施和产业项目，推广运用项目贷款、银团贷款，发展不动产投资投资基金（REITs），提供与项目周期匹配的长期、稳定资金；对制造业企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提供中长期“技改贷”；充分的发挥政策性银行的逆周期调节作用，通过专项建设基金、抵押补充贷款（PSL）等工具，为周期长、回报慢的重点项目提供启动资金；拓宽多元化直接融资渠道，鼓励合乎条件的企业通过发行股票、债券进行融资；支持创新融资模式，盘活存量资产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