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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黎雷欧《新版国际商务》第十三章 国际商务争议的解决第41节 国际司法诉讼

  国际商务争议的解决是国际商务中的重要环节。本章探讨争议解决的一般方法、国际商事仲裁、国际司法诉讼，分析争议解决的启示，揭示在复杂的国际商务环境中，如何通过有效的争议解决机制维护合法权益。

  国际司法诉讼作为国际商务争议解决的终极司法途径，是指跨国企业将争议提交具有管辖权的主权国家法院，通过司法程序审理并作出判决的争议解决方式。

  与国际商事仲裁的 “灵活自治” 不同，国际司法诉讼具有 “严格法定性、国家强制力、公开性” 的特征，适用于涉及国家公共利益（如反垄断、合规处罚）、需法院调查取证或被执行人资产集中于某一国家的争议场景。

  2024 年，全球国际商务司法诉讼案件数量达 8000 件，其中涉及数字合规（如数据安全处罚）、绿色违规（如碳减排不达标）的案件占比超 35%，推动国际司法诉讼规则进一步适配新型争议需求。

  国际司法诉讼的核心运作逻辑基于 “司法主权” 与 “司法公正” 的平衡 —— 既要尊重各国司法管辖权的独立性，又要通过国际司法协助确保诉讼程序的公正与判决的有效执行，这一逻辑贯穿于诉讼一般原则与司法协助实践的全过程。

  国际司法诉讼的一般原则是各国法院审理国际商务案件时一定要遵循的基本准则，是维护 “国家司法主权” 与 “当事人诉讼权利” 平衡的核心依据。

  2024 年，全球主要经济体在国际司法诉讼中均以 “司法主权、诉讼权利同等、对等互惠、司法豁免” 为四大核心原则，确保诉讼程序合法、公正、有序。

  司法主权原则是国际司法诉讼的首要原则，指“主权国家对其领土内的人和事享有独立的司法管辖权，外国法院不得非法干涉”，其核心体现为 “管辖权的确定” 与 “适用本国法律”。

  管辖权的确定依据：各国通常依据 “属地管辖、属人管辖、协议管辖、专属管辖” 确定国际商务案件的管辖权，避免管辖权冲突。

  中国《民事诉讼法》规定 “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合同履行地法院管辖（属地管辖）；中国公民、法人在国外发生的合同纠纷，中国法院可依据属人管辖行使管辖权”。

  2024年，中国某法院依据 “合同履行地在中国”，对中国企业与美国企业的设备买卖合同纠纷行使管辖权，美国企业无异议并参与诉讼；

  适用本国法律的例外：若案件涉及国际公约或当事人约定适用外国法律，法院可优先适用国际公约或约定的外国法律，但不得违反本国公共利益。

  中国法院审理涉外知识产权案件时，若当事人约定适用《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且该公约条款不违反中国法律强制性规定，法院将适用该公约。

  2024年，某中德专利侵权案件中，中国法院依据双方约定适用《巴黎公约》，作出公正判决。

  诉讼权利同等原则是 “司法公正” 理念的直接体现，指 “外国当事人在本国法院参与诉讼时，享有与本国当事人同等的诉讼权利，承担同等的诉讼义务，不得歧视”。

  2024 年，全球 190 多个国家均在国内法中明确该原则，确保外国企业在诉讼中获得公平对待。

  实践表现：外国当事人与本国当事人享有同等的 “起诉权、答辩权、举证权、上诉权、申请财产保全权”。

  美国法院审理中国企业与美国企业的反垄断纠纷时，中国企业可与美国企业同等申请 “证据开示”（要求对方提交相关证据）、聘请律师代理诉讼。

  2024年，中国某企业在美国法院起诉美国某企业商业诋毁，与美国企业同等享有申请证人出庭的权利，法院未设置任何额外限制；

  语言与翻译保障：为确保外国当事人理解诉讼程序，法院通常提供 “官方语言翻译服务” 或允许当事人自行聘请翻译。

  欧盟法院审理非欧盟公司参与的案件时，可提供英语、法语、德语等多语言翻译，2024 年，某中国企业在欧盟法院参与碳关税争议诉讼时，法院免费提供中文翻译，确保企业准确理解庭审内容。

  对等互惠原则是国家间开展司法协作的前提，指 “若外国法院对本国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加以限制，本国法院可对该外国当事人的诉讼权利采取同等限制。

  若外国法院给予本国当事人优惠待遇，本国法院也给予该外国当事人同等优惠”，其核心是 “相互尊重、利益平衡”。

  限制适用案例：2024 年，某南美国家法院对中国企业的诉讼权利加以限制（如缩短答辩期限），中国法院随后对该南美国家企业在中国参与的诉讼，采取同等的答辩期限限制，倒逼该南美国家调整政策，恢复中国企业的正常诉讼权利；

  互惠优惠案例：中国与德国签订的《司法协助协定》约定 “双方互相免除外国当事人的诉讼费用担保”。

  2024年，德国企业在中国法院参与诉讼时，无需提供诉讼费用担保，中国企业在德国法院参与诉讼时也享受同等待遇，降低了双方企业的诉讼成本。

  司法豁免原则是指 “主权国家、国际组织、外国国家元首等特殊主体，在本国法院享有司法豁免权，非经其同意，法院不得对其提起诉讼或强制执行判决”，其核心是维护国家主权与国际组织的独立性。

  2024 年，全球各国均遵循《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的精神，适用司法豁免原则。

  国家及其财产豁免：外国国家的官方行为（如外交、军事）享有管辖豁免，国家财产享有执行豁免。

  2024年，某企业因 “外国政府未支付采购款项” 向中国法院起诉该外国政府，中国法院依据司法豁免原则，裁定 “对外国政府的官方采购行为无管辖权”，驳回起诉；

  豁免的例外：若外国国家明示放弃豁免（如签署协议同意接受管辖），或案件涉及非官方行为（如外国国家从事的商业活动），法院可行使管辖权。

  2024年，某外国政府通过其全资公司从事商业房地产开发，因合同纠纷被中国企业起诉，中国法院认定 “该行为属于商业活动，不享有司法豁免”，依法审理并作出判决。

  国际司法协助是指 “不同国家的法院之间，根据国际公约、双边协定或互惠原则，相互提供司法方面的协助，包括送达司法文书、调查取证、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是解决国际司法诉讼 “跨境程序障碍”与 “判决执行难” 的关键机制。

  2024 年，全球基于《关于向国外送达民事或商事司法文书和司法外文书公约》（《海牙送达公约》）、《关于从国外调取民事或商事证据的公约》（《海牙取证公约》）开展的司法协助案件超 5 万件，其中国际商务案件占比达 40%。

  “司法公正” 理念是国际司法协助的核心指引 —— 所有协助行为需符合两国法律规定与国际规则，确保不损害任何一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国际司法协助的委托途径需遵循 “法定程序”，避免因程序不当导致协助失败，2024 年全球主要通过 “外交途径、领事途径、中央机关途径” 三种方式开展委托，其中 “中央机关途径” 因 “高效、规范” 成为最主要的途径。

  外交途径是指 “委托国法院通过本国外交部，将协助请求转交受委托国外交部，再由受委托国外交部转交其国内法院”，适用于未签订司法协助协定的国家间。

  2024 年，中国某法院需向未与中国签订司法协助协定的非洲某国企业送达诉讼文书，通过中国外交部将协助请求转交该国驻华使馆，再由该国使馆转交其国内法院，最终成功送达，耗时约 2 个月；

  特点：程序严谨但耗时较长（通常 1-3 个月），适用于无其他协作渠道的情况；

  注意事项：协助请求需附 “中文与受委托国官方语言的翻译文本”，确保受委托国法院理解请求内容。

  领事途径是指 “委托国法院通过本国驻受委托国的领事馆，将协助请求直接转交受委托国法院”，适用于两国存在领事关系且国内法允许的情况。

  中国《民事诉讼法》规定 “中国驻外国的使领馆可以向该国公民送达文书和调查取证，但不得违反该国法律，不得采取强制措施”。

  2024 年，中国驻德国领事馆受中国法院委托，向德国公民送达诉讼文书，符合德国法律规定，顺利完成送达；

  特点：较外交途径高效（通常 1 个月内），但仅适用于向本国公民或特定对象送达文书、调查取证；

  中央机关途径是指 “委托国法院将协助请求提交本国的司法协助中央机关，再由该中央机关转交受委托国的司法协助中央机关，最终由受委托国中央机关转交其国内法院”，适用于签订《海牙送达公约》《海牙取证公约》或双边司法协助协定的国家间。

  2024 年，全球 80% 的国际司法协助案件通过该途径办理，中国的司法协助中央机关为 “司法部”。

  实践案例：2024 年，中国某法院需向法国企业调取跨境数据交易证据，通过中国司法部（国家机关）将协助请求转交法国司法部（中央机关），法国司法部再转交法国相关法院，法国法院在 15 天内完成证据调取并反馈，整一个完整的过程仅耗时 1 个月，远快于外交途径；

  特点：高效、规范、成功率高（2024 年全球平均成功率达 90%），是国际司法协助的首选途径；

  依据：《海牙送达公约》《海牙取证公约》及双边司法协助协定通常明确规定中央机关的职责与操作的过程，确保协作顺畅。

  外国法院判决的承认与执行是国际司法协助的核心内容之一，指 “一国法院依据本国法律或国际公约，对外国法院作出的生效判决，确认其效力并予以执行”，是实现国际司法诉讼最终价值的关键。

  2024 年，全球基于《承认及执行外国民事和商事判决公约》（《海牙判决公约》）及双边协定承认与执行的外国法院判决超 1 万件，其中国际商务判决占比达 55%。

  各国法院对外国法院判决的承认与执行通常审查以下条件，确保符合 “司法公正” 理念：

  管辖权合法：外国法院对案件具有合法管辖权，未违反本国关于管辖权的强制性规定；

  程序公正：外国法院审理案件时，保障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如合法传唤、答辩权），未存在 “缺席判决但未合法送达” 等程序瑕疵；

  不违反本国公共利益：判决内容未违反本国的法律强制性规定与公共利益（如反垄断、数据安全）；

  不存在 “一事不再理”：同一争议未在本国法院或其他国家法院获得生效判决并执行；

  实践案例：2024 年，中国法院审查某美国法院作出的商事判决时，确认该判决已生效、美国法院具有管辖权、当事人诉讼权利得到保障且不违反中国公共利益，最终裁定 “承认该判决效力并予以执行”，成功为中国企业追回 1200 万美元赔偿款。

  外国法院判决的承认与执行通常遵循 “申请 - 审查 - 裁定 - 执行” 的法定程序，确保透明公正：

  申请：申请人（通常为胜诉方）向有管辖权的本国法院提交 “承认与执行申请书、外国法院判决副本、判决生效证明、翻译文本” 等材料；

  审查：法院对申请材料来形式审查（如材料是不是齐全、翻译是否准确），并对判决内容做实质审查（如是不是满足承认与执行条件）；审查过程中，允许对方当事人提出异议；

  裁定：法院经审查认为合乎条件的，作出 “承认与执行裁定书”；不合乎条件的，作出 “驳回申请裁定书”，申请人可上诉；

  执行：裁定书生效后，申请人可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如冻结、拍卖被执行人资产）；

  实践案例：2024 年，某德国企业向中国法院申请承认与执行德国法院作出的碳减排违约判决，中国法院按程序审查后，裁定承认该判决并强制执行，冻结被执行人（中国某企业）的银行账户，最终德国企业顺利收回 800 万欧元赔偿款。

  尽管国际司法协助机制逐渐完备，2024 年外国法院判决的承认与执行仍面临 “管辖权冲突、程序差异、公共利益认定分歧” 等挑战，需通过以下方式应对：

  强化双边 / 多边协定：通过签订或修订司法协助协定，统一 “管辖权认定、公共利益范围” 等标准，减少分歧。

  2024年，中国与巴西修订双边司法协助协定，明确 “合同履行地、被告住所地均可作为管辖权依据”，减少管辖权冲突；

  推动 “判决互认” 机制：在区域范围内推动外国法院判决的 “互认互执”，如欧盟内部通过《布鲁塞尔条例》实现成员国间判决的自由流通，2024 年欧盟内部外国法院判决的承认与执行成功率达 95%；

  借助国际组织协调：通过国际法院联合会（ICCA）、海牙国际私法会议等组织，推动各国统一司法协助规则，如《海牙判决公约》2024年新增 “数字争议判决互认” 条款，为跨境数字商务判决的执行提供依据。

  2024 年的实践表明，国际司法诉讼虽具有 “强制力强、权威终局” 的优势，但也存在 “程序复杂、周期长、跨境执行难度大” 的局限，企业需结合争议特点理性选择，关注其未来发展趋势。

  理性选择争议解决方式：若争议涉及公共利益（如合规处罚）、需法院调查取证或被执行人资产集中于某一国家，优先选择国际司法诉讼；若争议需保密、希望快速解决或被执行人资产分散于多国，优先选择国际商事仲裁；

  提前规划管辖权与法律适用：在国际商务合同中，可约定 “争议解决方式、管辖法院（若选择诉讼）、适用法律”，避免后续管辖权冲突；与欧洲企业合作时，可约定 “因合同产生的争议由中国法院管辖并适用中国法律”，降低后续诉讼风险；

  重视程序权利与证据准备：参与外国法院诉讼时，需及时聘请当地律师，确保理解当地诉讼程序与规则，充分行使诉讼权利（如答辩、举证）；注重证据的合法性与完整性，避免因证据瑕疵影响案件结果；

  借助官方渠道推动司法协助：在司法协助过程中（如送达、取证、判决执行），可通过 “中国国际商会、外交部、司法部” 等官方渠道，与外国司法机关沟通，推动协助进程； 2024 年，某中国企业通过中国司法部与外国中央机关协调，缩短了司法协助时间，加快案件审理。

  规则协同化：随着《海牙判决公约》的推广与双边司法协助协定的增多，全球国际司法诉讼规则将进一步协同，“管辖权认定、程序标准、判决执行” 的分歧将减少，2025 年预计将有更多国家加入《海牙判决公约》，推动判决互认范围扩大；

  程序数字化：各国法院将加快 “在线诉讼、电子送达、跨境电子取证” 的数字化建设，提升国际司法诉讼效率；中国法院 2024 年推出 “涉外案件在线诉讼平台”，支持外国当事人在线 年计划与更多国家法院实现 “跨境电子送达对接”；

  专项争议适配化：针对数字合规、绿色违规等新型争议，各国法院将组建 “专业法庭”（如数据法庭、绿色法庭），提升案件审理的专业化水平；欧盟计划 2025 年在成员国法院设立 “数字争议专业法庭”，专门审理跨境数字商务诉讼案件。

  国际司法诉讼作为国际商务争议解决的终极司法途径，其核心价值在于 “通过法定程序实现司法公正，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与全球商务秩序”。

  从一般原则的遵循到国际司法协助的实践，“司法主权” 与 “司法公正” 始终是贯穿其中的两条主线 ，既要尊重各国司法管辖权的独立性，又要通过协作确保诉讼程序的公平与判决的有效执行。

  对企业而言，国际司法诉讼是 “权益保护的最后防线”，需理性选择、充分准备；对国家与国际组织而言，需在维护本国司法主权的基础上，持续深化国际司法协作 ，通过完善规则协同、推动程序数字化、适配新型争议需求，让国际司法诉讼更高效、更公正、更具包容性。

  在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交织的新时代，国际商务争议的复杂性不断的提高，国际司法诉讼也需与时俱进：既要通过专业法庭精准审理数字合规、碳减排违约等新型案件，又要借助数字化工具打破跨境程序壁垒，让司法协助更高效；既要坚守 “司法公正” 的核心底线，确保所有当事人平等享受诉讼权利，又要通过双边 / 多边协定减少规则分歧，让外国法院判决的承认与执行更顺畅。

  未来，随着全球司法协作的不断深化，国际司法诉讼将不再是 “孤立的国家司法行为”，而是成为 “全球商务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统一的规则、高效的协作、公正的判决，为跨国企业营造稳定、可预期的法律环境，推动全球经贸合作朝着更公平、更有序的方向发展。

  这一切，都将以 “司法主权” 与 “司法公正” 的平衡为基石，确保国际司法诉讼在维护国家利益与保障企业权益之间找到最优解，成为全世界商务秩序的 “守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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